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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治寓言的「无间道系列」

来源::未知 | 作者:利来国际最给利的老牌 | 本文已影响 58 人

《无间道》(Infernal Affairs)在亚洲金融风暴后的香港取得空前的成功,不但有人视之为走向没落低迷的香港电影新希望所在,甚至罕有地受到特区首长公开赞誉。然而,具讽剌意义的是,《无间道》却可能是香港电影历史上最强烈的政治寓言。

  我试图以政治寓言的角度阅读“无间道”系列,在另文曾仔细追索过香港电影中“卧底”题材的次类型(sub-genre)自八十年代的发展,[1] 也会在本文展示 “无间道”系列各集之间的内在联系。我认为“无间道”系列的吸引力,在于它能在香港卧底电影的传统上创新,而在各集之间,也互有连系地发展出一种新的叙事风格,切中香港历史现实和当下处境,对时间、记忆、身份等三个深具香港当下文化政治意义的问题,作出别具新意的介入。

  毫无疑问,过去二十多年以来,香港深受九七问题的左右,这个问题既是政治性,也是文化性的。甚至虽然“后九七”的说法已渐渐在这几年浮现, [2] 二零零四年的“爱国论”争议及人大释法,却又随即激发出 “二零零四才是一九九七”的惊叹,[3] 可见 “九七”其实并未随主权移交中国而离香港远去。九七之前,海外和香港的文化评论,出现了不少争论,辩说香港是否一种混杂的文化形态。这些争论虽有助厘清一些事实,但其局限是把香港的文化问题,收窄为对香港文化身份属性的检验。然而,当代文化研究正好要指出,文化属性的争论不可能抽离在不断变动中的具体政治处境。文化身份并非静态的文化特质,它同时是文化认同的定位、政治身份的选择、政治位置的占取并谋求确认的问题。所以,当这些九七文化争论还在空泛地捕捉香港人是如何混同中西,且内在矛盾之际,香港人更切身地从每日生活和政坛政治变化所感受到的,更是活灵活现、目不暇给的政治“变脸”活剧,及种种关于转换身份和政治效忠的游戏。这种活生生的文化政治,更能剌激香港文化创作人的思绪。

  占据香港电影创作人心目中一个重要地位的,当然是香港人的身份政治,以及和身份政治相互紧扣的几个课题,其一是时间,其二是记忆。九七前后不少电影以人文体验的切身角度去探讨时间经历、时间意识,其实它们都可阅作为对“九七大限”那种被动时间观的反抗。从大部分香港人亲身感到的文化经验来说,一百五十多年的香港,有着繁杂多样的种种“过去”(pasts),并无清晰线索,然而九七“回归”,却逼着所有人去面对和接受一个一统版本的历史命运\。在 “线性历史观”下所描画的“历史”长河上,香港完成了政治“回归”,但这却非意味为人们找到了一个原乡式的“归宿”。相反地,九七年的时间“大限”,毋宁是一个逼在每个人面前,要作的存在选择。无论是走还是留,都要同时整理过去,为自己选择未来。也正因九七是这样一个具存有论意义上的选择 (ontological choice),它也是一个叫每个人都重整记忆,清理旧帐的大决算,彷如一个让每个人“重新做人”的生死大关。

  然而,正由于各人身处位置不同,经验不同,在一连串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情仇面前,并没有一个放诸天下而皆合乎道义标准的公式,让人整理自己的“过去”,因而产生各式各样的焦虑和响应方法。有人寻回过去失落了身份的回忆,有人力挽狂澜,在即将消逝的“现在”,保存这个即将失去的身份的回忆,也有人以为自己欠缺的,就是自己失去了的,对这一切都声称曾经拥有,保留或运\用追究、索偿的“权利”。于是,香港在过渡期末的电影,就出现了多种关于“过去”记忆的题材,其中包括 “恢复记忆”和“失忆”这两种主题,一些叙述关于失忆之后找寻那失落了的“记忆”的故事,另一些则讲述如何为了逃避痛苦而选择“失忆”,分别展示对九七的记忆政治的不同取态。[4]《无间道》是关于卧底的电影,编导们对卧底题材有崭新的演绎,但它同时是属于那一系列探索时间和记忆问题的九七电影。

  记忆的政治与时间的暴力:《无间道I》(2002)

  与八十年代开始把卧底写成悲剧人物的传统不同的是,《无间道》把卧底的形像和可书写的角度大大开阔,卧底不再单指警方派到匪帮的卧底,也包括匪帮派进警队的长期卧底。于是,卧底就成了一种更有广泛意含的“身份错置”的象征。第一集的《无间道》,把卧底探员陈永仁和卧底匪徒刘健明两人的身份错置,编写成两人你死我活的斗争,而这也是环绕身份的记忆的斗争。因为当刘健明正要利用自己的假身份(也就是在警队的职权),追查谁是破坏匪帮的卧底探员之时,匪帮首领韩琛,却派人把陈的上司黄志诚\打死了。但黄却是惟一能证明陈乃卧底探员的人,掌握着关于陈的身份的全部记忆。这“身份”的机密记忆,只剩下刘健明可以替陈恢复,但陈后来偶然知道,这个事业上正如日方中的刘,其实正是潜伏在警察内部的卧底,两人的对决就不可避免。

  卧底如何回复真正的身份,是香港卧底电影的经典结构。对“真正身份”的执着,是港式卧底悲剧的基本原素。但《无间道》并没有停留在重复这个悲剧故事,而是要讨论一个更深入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才能“重新做人”。“重新做人”不一定是回复原来身份,但“重新做人”的历程一定要求每一个人处理好自己的 “过去”,那些只能透过记忆、记录、档案而留存的“过去”。对记忆的所有权,变成对身份的所有权,个中包括对他人的记忆、他人的身份的所有权。对于卧底探员来说,“重新做人”就是回复“真”身份,也就是恢复记忆,制止自己继续在身份迷失的苦海中流放,终结那在善恶边缘的危险徘徊。他需要的是名实相符的“回归”,重获警察这个国家机器的确认。相反,对于一个潜伏在法治文明世界的匪徒,想“重新做人”的话就要为自己“洗底”,洗刷掉自己的记忆,也抹去甚至消灭他人对自己的任何记忆。

  《无间道》片中经常朗日高照的天台,是卧底任务的指派、争吵和斗争的主要舞台,暗示见不得光的卧底身份,将要在炙热伤人的阳光下暴露,过去在暗室进行的勾结、交易,将要成为过去。然而,对“过去”的拥有权,仍然是善恶斗争的关键。就如陈永仁在阳光普照的天台上,不肯和刘健明达成交易,让双方都有做“好人”的机会,是因为他自豪地坚持自己“真正”的身份,道:“我是警察!”,刘的回答却是:“谁知道?”

  九七年“重新做人”的暴力性格和政治本质,就在于时间的无上律令,逼令对“过去”进行整理和清算。而香港的“过去”,洽巧就是那种充满含混,充满暗室交易,充满身份错置,见不得光的勾结游戏(collaboration)。[5] 那是一种关于时间的暴力,或更正确的说,是一种历史主义时间排序的暴力(violence of historicist temporalization)。《无间道》对法理身份和法理的时间的讽喻,表现在陈和刘相争不下的悲剧。正因为委身于法理秩序和法理身份的陈永仁,否决了让刘和平地“重新做人”的选择,拒绝继续玩“勾结”游戏,它所换来的,却是杀身之祸。[6] 然而,消灭记忆的需要,也成为这个杀手(另一个匪帮潜伏在警队的卧底)被刘健明杀死的原因,因为这个匪帮“兄弟”,也保留了刘健明真正身份的记忆。为彻底完成为自己“洗底”的工作,以终结他长期为匪帮卧底的痛苦,继续当一个成功地活在法理社会秩序下的警察,他把“兄弟”也杀掉。从电梯暗室中善恶无间(无差别)的地狱深渊中,进行过以暴力完成的身份抉择(重新做人)后走出来的,是手持警察身份证的“好”警察刘健明。

  无间地狱的“史诗”:《无间道II》(2003)

  《无间道I》以天台和电梯的空间辩证,讲述一个发生于回归之后六年关于卧底身份和记忆的传奇故事。然而,《无间道II》却进一步把这传奇的叙事的时间也颠覆掉。它是《无间道I》的前传,说的是一九九一年开始直至一九九七的事(如电影的宣传口号谓,是关于“一个传奇的诞生”)。出人意表地,观众\ 在《无间道I》知觉到的善恶分野,在此集中被回溯式的叙事时间重新打乱和问题化。在第一集中与黑帮相斗,最后被杀的正直督察黄志诚\,原来曾透过勾结黑社会内部分势力,把黑帮龙头首领杀掉。事变触发了黑帮家族底下的五大头目,产生脱离龙头控制的背叛之心。家族第二代倪永孝施计对他们继续牵制,并准备将他们歼灭,警匪双方向对方派长期卧底的计划,亦在这时开始。奇情之处是,卧底探员其实是黑社会新龙头倪永孝的同父异母兄弟。这个大家族权斗的故事,包含各条支线,探讨夫妻间的情爱忠诚\和同事朋友间的兄弟情谊。关键人物是前头目手下的“忠臣”韩琛,他被追杀至泰国不死,后答应回港以污点证人身份,指控发动帮会内部血腥清洗的倪永孝。

  影片以九七过渡为背境,片中几个人物亦都面临“重新做人”的抉择:倪永孝发展“正行”生意,甚至在政界穿梭,靠拢“亲中”力量,令他有可能得以放弃黑道事业,变为“正当商人”;督察黄志诚\要面对如何洗刷他被揭发策划谋\杀,和引致好友同事死亡的悔疚;韩琛要以污点证人身份指控倪家,求取“重新做好人”的机会;而卧底探员陈永仁则努力搜集黑社会的犯罪证据,以助瓦解这个他在血缘上从属的黑社会家族,以和它割断关系。然而,韩要报复妻子被杀之仇的欲望,打乱了警察部署好,以法律制裁倪永孝的计划(因而浪费了卧底陈永仁仔细搜集编排,曾说“绝不能把日子弄错”的证据)。结果,督察黄志诚\被韩琛设巧计亲手杀了倪永孝,国家机器只成了被复仇欲望愚弄的工具。与韩同伙的泰国歹徒,亦在夏威夷把倪全家杀死,利用和收编了原来单纯的为爱复仇之心。杀人和罪恶的无间断伸延,于闪念中或有从善之心的韩琛,亦在无间地狱的犯罪之路上越走越远,一切善行恶行的精密平衡和计算,最后都全部失控。因为,在私人恩怨、个体身份选择背后的,是跨境跨地争夺利益,重划地盘的野心。黑道“全球化”的逻辑,无情地嘲弄了“现代”的法理公义及“前现代”的恩怨情仇。

  这种对黑社会家族故事接近史诗式的描述,令不少人将《无间道II》比拟为《教父》 (Godfather)。不过,我以为只有从政治寓言的角度,才可以解读出这两集《无间道》电影的有机统一,及有别于一般黑道影片之处。故事中倪氏家族衰亡,充满内忧外患,权斗不断,一边是常抱异心的分离主义者,一边是意欲一统天下的野心家。传统价值的忠诚和忠贞,与不规矩的贪念欲望流动,出现无休止的较量。如果这个故事,可以被读成中国近代史(或华人家族式社会)的某一种缩影的话,那陈永仁这个“同父异母”的卧底角色,就更可堪玩味。他的身份悲剧,在于他决意“做好人”(不单只是一个能完成任务的警察),与自身家族的罪恶、传统和恩怨告别,并因此而向现代法理秩序致敬效忠。但是,他的唯一机会,却是要接受任务,潜伏在家族之内,当一个随时被揭发向另一种制度、另一套价值效忠的“叛徒”。而当《无间道II》细诉了陈的过去身世,揭露了他的上司其实正是他的杀父仇人,情节之反讽诡异,一如香港的真实历史。如果鸦片战争之耻可以比作杀父之仇,那帮助为中华民族文化注入现代法理价值,于香港人而言就有如一秘密任务,甚或会招来杀身之祸。

  二十年来,活在种种“亲英”还是“亲中”的拉扯角力当中的香港人,在陈永仁身上,难以不会阅读出一种集体经验。当陈决意下大决心“做好人”,选择继续秉承警察职志,完成卧底任务,却只能在暗角向在警校提掳教育他的殉职教官致敬。这一幕就更折射出香港人对自己的“过去”当中,殖民性(coloniality)与现代性(modernity)交缠的复杂体认。不过,陈一心以为可以耐心的收集黑帮犯罪证据,以求一个历史和法律裁决,为实现现代理性公正的梦想而努力。可是,在更大的复仇欲望和权术诡诈共同鼓起的窜流暗涌下,他的努力最终尽付流水,甚至付出生命。因为他要寻回“真实自我”(authentic self),取回“过去”的“真实”记忆(authentic memory),收集“真实”的历史证据,将之交付公义裁决,实际上是有点过份纯真率直,却又非常危险和具威胁性。

  身份错乱与左右逢源:《无间道III》(2003)

  如果说首两集《无间道》的卧底群像,铺开了一个交错的香港殖民历史时空下,香港人主体性问题,在心理上和道德选择上的焦虑困局,那不应忽略的是,“无间道系列”并没有以自怜、自伤的态度去看待香港人的所谓双重身份、双重效忠、身份迷失等问题。相反地,“无间道系列”中一、二、三集的编排,并非单纯以一个线性时序交待事件,而是以不断回溯来重写上一二集的角色,打开观众观赏和评价的可商议空间。这一种不断重写的叙事策略,我以为特别适合探讨香港的身份政治,因为香港的双重身份问题,正好并非一个单声独白的故事可以道尽,而是有多重书写甚至多重解读的可能。第二集改写了督察黄志诚在第一集的一贯正直形象,掏出他的污点,以探讨他的歉疚。这集也改写了韩琛,他不是生性歹毒,而是如常人一般,在忠诚、恩义、情爱之间纠缠挣扎。结果他舍善道而行恶道也是形格势禁,在矛盾的道德原则下驱使的结果。

而系列第三集《终极无间》一方面着墨于后九七更大的空间格局,引入沉澄和杨锦荣的新角色,以带出大陆公安黑帮的元素,另一方面也改写了陈永仁和刘健明两个卧底的形象和性格。这一集的刘健明,也改变了他在第一集的冷面形象。他藉偷阅陈的治疗档案而进入了陈的内心世界,使他原本被残酷的生存和自保需要而掩埋的另一个向向公义的自我浮现,但这也使他掉进了一个负罪者自我揭发,无法区分双重身份中何者才是真我的心理悲剧。但有趣的是,第三集的陈永仁,却不再只是被描述为身份悲剧的牺牲品,他其实并非因为被分裂的身份所撕裂而有暴力倾向 (他的暴力其实是韩琛测试他的忠诚而被逼作出的)。这个被重写过的陈永仁,是一个不断顽抗警察体制将他的处境“病理化”,与治疗语言相互戏耍的顽强人物。[7]

  《终极无间》拒绝自伤自怜地看双重身份,还可以在新加入的杨锦荣及沉澄两个人物得到引证。因为影片对两者的“真正”身份,其实最终也没有交代清楚。观众可以接受那个“官方”版本,认为后者是大陆公安而前者是协同大陆公安查案。但观众也可以把各种疑团、线索,例如杨锦荣和韩琛在图书馆的秘密会面,视作为杨锦荣其实“真正”是韩琛安插在警队的另一卧底的证据,而沉澄则是在大陆既为官府亦属黑道的双重人物。《终极无间》对双重身份问题的开放诠释,虽然使不少观众扑朔迷离,但杨锦荣这一角色,对影片整体的这一种结构性的含混,事实上作了很有兴味的批注。

  杨锦荣穿梭黑道白道,游走京港之间,司职黄志诚所指“有很多秘密”、“搞政治”比搞保安更多的“保安课”,左右逢源,实是呼之欲出的典型后九七政坛新人格。他那副冷峻无情、满怀自信而迹近目空一切的面孔,正好是陈永仁和刘健明这两个苦恼于自身双重身份的卧底们所欠奉的。他为求政治上把台湾黑道扫出香港之外,面不改容地公然插赃捏造伪证。而他也透露,他早于警校时期,开始踏上成功之道就在于懂得写报告。他从不犹疑或迷惑于真相、身份,因为他有懂得写报告的能力。这点既是指涉他这个角色,也是指涉作为叙事工具的电影,以及香港历史现实中的情况。

  既然三集《无间道》都可以对不同角色的属性一再重拍、重写,重新估价,观众所需的并非谁是忠、谁是奸的终极答案,而是重新阅读、重新审视的空间。身份问题的问题意识,不在于身份的有或没有、遣失或寻找、记忆与遗忘、证据与指控,也不在于它带来的是喜剧团圆还是悲剧感伤,而是关于“再现 ”(representations)及“再现”的权力。

  杨锦荣的自得自满,相对于刘健明的迷乱疯狂,陈永仁的无辜丧命,合组成香港双重身份的文化权力大架构改朝换代下的浮世绘。但个中谁是忠、谁是奸,谁有罪,谁是站在公义的一边……等等,并不在乎有没有证据左证终极的答案,而在于是谁人为甚么原因拥有甚么权力去重写、重演、重看、重读。然而,这种重写的可能性,并没有减弱“无间道系列”作为一出政治寓言的批判性。可以说,沉澄的含混和神秘,毫无淡化这个角色所具体指涉的后九七香港政治实况,而杨锦荣的多重面貌,则更直率地说明一种关于香港人双重身份问题的政治演绎,以及这些演绎的政治性。“无间道系列”作为关于香港历史境遇的政治寓言,它的成就在于既串连各种悲剧情节,却亦能摆脱了香港文化讨论中关于双重身份、双重文化等论述往往内蕴着的伤感主义滥调,开启了历史和政治层面上的讽喻和批判。而这点批判却既是实质政治指涉上的,也是美学认知形式上的。

  作为无间道的“勾结式殖民主义”

  香港九七问题的出现,以及这个问题所争持的,是关于香港岛、九龙半岛的有关条约的法理性,以及关于新界地区租约的时效性。整个争论所先设的,是那套深植于现代世界民族国家体系内的线性法理历史叙事时间观。一直以来,香港问题的官方陈述,都视之为“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以彰显历史的公义。但是,香港现代文化角色的难局,并没有随九七的时间界线被越过而改变。时间的序列(编好号码和日子的证据)并非等同公义的序列,每个新的时间开端都不是原初性的复归,也不是新的出发,而是另一场表演和扮装。[8] 就如九七之前,黄志诚\督察面对谋\杀指控,虽然因意志消沉而想一口认罪,但警方的内部聆讯却一力为黄掩饰,否定各种证供。平行剪接的镜头又不时跳到刘健明在警队的升职考核场面,他被问到对九七后的前景有没有信心,匪徒卧底的刘却以一口流利的英语说:the law will back me up(“法律会支持我”)。显然,法理公义的时间并非自有永有,它的前提其实是“再现”的权力。

  “无间道系列”以不断重写人物的开放结构为中心,但整体上又提供一个宏大而反讽的历史叙事:九七不是一个大审判的时刻,但也是一个“大审判”的时刻。因为人们都要为自己打造一个身份以便迎接“未来”。面对这场要“重新做人”的大决算的,包括那些曾被中央某些领导人首肯为“当中也有爱国人士”的黑道豪强。九七这场“大审判”以回归“真正”身份为戏码,但结果似乎更合于以背叛、出卖、勾结、“转轪”、变脸为能事的各式豪强。一方面我们看见,陈永仁在九七之前,于挂着快要下落的港英旗帜的墓地,向殉职警察同事立志完成卧底任务,但九七之后,他仍继续过“三年又三年”没完没了的卧底生涯,公义的时间似乎停顿下来,亦隐喻香港人作为一个身负尶尬文化角色的悲剧,似是没完没了。但另一方面,随九七逼近而大步发展的,却是黑社会权术家倪永孝,他甚至踏足政坛(差一点被推举为政协代表)。及后韩琛虽然经历劫难,终能取倪而代之,重出江湖,立即就在庆祝香港回归的酒会上,得意洋洋地举杯。换旗、换徽,一个大时代的开展,却又好象甚么都没有改变。

  九七之后,黑社会仍是香港政经权力形构核心的最佳隐喻,他们或会死于仇杀,或会死于被骑劫操控的法律工具手上,但他们真正的竞争者,就只剩下那些甚至能出入“政治/国家权力”架构的同类,以及与后者共谋\的“勾结者”。因为只有这些既能把弄双重身份,却又没有身份认同和道德原则包袱的政治“勾结 ”行为,才有搬弄黑白是非,消灭和捏造历史记忆和证据的权力,使他们得心应手地驾驭各式政治忠诚\的游戏。它们没有过渡九七,它们反是关于九七,关于前后的记忆和身份的主宰。这种权力形构,既是黑社会的,也不单只是黑社会的。就一如香港一百五十年来的“勾结式殖民主义”一样,既是罪犯的,也不单是罪犯的,既是殖民主义的,但更多是勾结者的。所以杨锦\荣和沉澄究竟是公安还是黑道,其实并不重要。

  诚然,今天的香港,并非如电影世界所想象的,仅只是一个由黑社会把持的“罪恶之都”,但放眼更宏观的社会政治层面,那恐怕还是一个由权术家、阴谋家、野心家和勾结者当道的世界。他们向哪一方面都能靠拢,也会随时背叛任何人和原则,在他们中间,起主宰作用的行为逻辑,恐怕还是符应着与百多年香港历史共同推进的“勾结式殖民主义”文化政治形构。这个“无时间、无空间”,不随时日年份而被跳越,跨境跨地的在不停运作的文化权力形构,或者也就可以像这系列电影一样叫作“无间道”。

  [1] 香港卧底题材次类型的处理,可参阅拙作罗永生着:〈卧底的世界?——殖民香港的(非)历史想象〉,本文由此整理节选。

  [2] 例如影评人朗天即以“后九七”为题谈论香港电影,参阅朗天着:《后九七与香港电影》,香港:香港电影评论学会(2003)。

  [3] 见吕大乐着:〈二零零四年才是一九九七〉,《信报》,2004年3月10日。

  [4] 见《后九七与香港电影》中第四章“失忆游戏”的分析;同注2。

  [5] 参阅拙作Law Wing-sang, 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 A Genealogy of Competing Chineseness in Hong Kong,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2002).

  [6] 这里对法理身份的历史讽喻在于九七问题是因为九七到期的新界租约,在英方而言要解决,但从来不承认条约有效性的中国,却以此来收回整个香港,包括原来是“永久割让”的香港岛和九龙半岛。而当初提出条约问题,希望英人能延续其统治,香港“维持现状”的香港富豪,却触动了一个原初意想不到的历史效应,使整个香港交回中国。

  [7]陈永仁在此集的形象,其实脱胎自九十年代香港卧底电影中卧底“去悲剧化”的前文,和对身份的“演出”性质的体会。见拙作罗永生着:〈卧底的世界?——殖民香港的(非)历史想象〉。而与心理治疗师(陈慧琳)周旋的情节,更有向另一出卧底电影《豪情盖天》(1997)中心理学家(吴镇宇)对出走卧底张耀扬不断研判的情节致意的味道。

  [8] 视身份作为表演和扮装的文化理论,可参看J 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Routledge(1993)。拙作罗永生着:〈卧底的世界?——殖民香港的(非)历史想象〉亦曾分析周星驰在电影《喜剧之王》(1999)中曾以戏耍和表演论的角度重新刻铸“卧底”角色和其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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